这一推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如果不作这一推定，将导致得出明显荒谬的结果。
须专门强调的是，从地方性法规立法权行使来明确区域协同立法内容的拘束问题，还应进一步结合上述区域协同立法应遵循的宪法原则、宪法依据进行综合研判，亦即地方性立法权限事务仍应受到前述宪法原则、宪法规范之拘束才可能或有必要纳入区域性协同立法议题，这也是前文探讨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前提依据的初衷所在，照此可排除不必要的立法事项，把真正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的要素事项列入区域协同立法，以免造成立法资源浪费，以及潜存的抵触宪法的疑虑。关键词: 区域协同立法 宪法原则 宪法依据 合宪性控制 为了回应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同立法需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新增了区域协同立法有关规定。
（三）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原则区域协同立法是对《宪法》第15条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落实。[20]参见王建学:《中央的统一领导:现状与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51页。[4]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宪法》赋予国务院规定中央和省级政府职权划分的权力，因此，国务院应当承担起为区域合作供给规则的职责。[23]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2页。《立法法》未明确区域协同立法具体内容，如何评价区域协同立法是否符合宪法依据，应明确其宪法依据和宪法原则精神，需要在宪法上挖掘其宪法原理。
区域协同立法需要遵循宪法上的中央统一领导、国家机关工作提质增效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宪法》对地方立法权相互间的关系没有明确规定并不代表地方立法权可以忽视中央的统一领导而共同协商确定立法事项，相反，单一制原则不允许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损害中央的统一领导，跨行政区域的立法行为原则上应当由中央统一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地方开展区域协同立法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为了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川渝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及有关部门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确定为川渝两地区域协同立法首个项目。
四、区域协同立法的合宪性控制经过前述分析，本文大致确认了区域协同立法应贯彻遵循的宪法依据及其立法内容要素，提出了它应当最大化落实的宪法原则。来源：《法学》2023年第8期。在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下，针对跨区域事务的立法本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9]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区域协同立法属于现有法律规定的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是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机关以现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开展的立法活动，并非在我国立法体制外，有一个凌驾于区域内各行政区域之上的新立法主体以新立法权限开展的立法活动，因而它依然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
在人民的授权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事务管理权按照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来展开。（二）作为实施地方事务管理权新方式的区域协同立法从《宪法》第100条的文本表述中，即便很难直接得出允许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区域协同立法活动的依据，但结合前述地方事务管理权的内涵，我们可以推导出区域协同立法仍处于地方事务管理权的范围内，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新方式。
现有的区域协同立法很多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实施的，中央可通过发布国家政策或者制定法律等方法推动地方区域协同立法。[38]如《宪法》第9、10、12、51条等。就此而言，还需要针对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性，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为其确定合宪性控制的框架。目前实践中作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事实的中央立法主要包括《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规定了协同治理特定问题的法律。
[17]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更加强调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35]参见秦前红、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因应之策》,载《法学》2015年第7期,第11-18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要以区域协同立法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地方的区域协同立法不能损害中央的统一领导，只能在地方事务管理权范围内开展，而中央可以对区域协同立法进行主动干预，以中央权威推动特定区域或事项的区域协同立法。因此，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依据在于《宪法》第2条、第3条第4款和第100条，《立法法》第83条规定的区域协同立法不存在违法与违宪疑虑。
[18]习近平:《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87-188页。如川渝两地在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立法中，四川省通过了《四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通过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二者不仅在文件名称上有所区别，而且在文件体例与内容上也存在较大不同，协同立法与分别立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即便社会事实还未被上位法和规划吸纳，成为制度事实，立法解决相关问题的需要也是客观存在的。在我国的立法体制内，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联合立法，但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协同立法权并不能被默认为隐含在其职能的含义中。[14]在忽视区域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各行政区域还可能盲目追求立法政绩，制定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大而全立法，不利于各行政区域国家机关工作质效提升。[25]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从区域协同立法有关规定在《立法法》所处的章节和条文的内容来看，《立法法》将区域协同立法归属为地方性法规。[38]区域协同立法并非独立王国，协同立法既是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利益，也是为了以区域共同利益带动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
1.区域协同立法应能有效提升立法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规划都将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规范化，是区域协同立法不能忽略的制度事实。
区域协同立法的合宪性控制要在实体上坚持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重的原则,在程序上区分直接管理事务和间接管理事务,对前者的协同立法主要依靠事后的备案审查机制,对后者的协同立法侧重于在事前通过宪法解释进行合宪性控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本行政区域内，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吸收人民群众意见，管理地方性的国家事务，是各地方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23]但当时地方各级人大主要依据中央的统一立法来管理地方事务，后来发现一切都由中央制定、颁布，并且定得很死，全国一刀切，那就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不是挂一漏万，就是主观主义，实践证明不行。因此，中央与地方共享对自然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管理权，地方可以对这两种事务实施协同立法。
[18]区域协同立法要在不改变行政隶属的情况下，打破行政壁垒，在市场监管和要素流通方面为市场经济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市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也侵害了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换言之，这5项事务的管理权与前述各项事务管理权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间接管理事务，这些事务主要由地方政府依据上位法来管理。[12]刘松山:《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法律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70页。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的理解区域协同立法所依据的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实际上就是能够支撑区域协同立法的实际情况。从这一规定和《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职权的规定来看，国防、军事、外交等中央专属职权并不在地方人大的管理范围内，地方人大常委会自然不得针对国防、外交等中央专属职权开展创制性协同立法，最多只能通过协同立法方式执行中央的有关规定。
作为地方立法的新形态，地方人大常委会跨行政区横向行使立法权，难免与《宪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界限发生冲突。[33]参见《江西萍乡等三市人大:从一山三治到共建大武功山》,载《中国人大》2021年第8期,第46页。
[4]参见刘莘主编:《区域法治化评价体系与标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一）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原则《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此外，区域协同立法除了以实现区域共同利益为目的，还需要关照到国家整体的利益。[37]关于立法事实不充足而构成违宪,参见杜强强:《法律违宪的类型区分与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分配》,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73页。至于针对直接管理事务的区域协同立法，要在一定程度内允许地方的差异化立法，避免中央的过早介入妨碍到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通过事后的介入对其进行合宪性控制。其次，指出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依据，结合宪法规范条款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的性质与定位。
最后，从合宪性控制考虑，分析区域协同立法的合宪性控制要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只有明确其宪法依据，才能指导区域立法工作。[9]参见陈建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同立法:问题、成因及路径选择》,载《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13页;丁祖年、路国连:《对进一步优化立法权限配置的思考》,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2期,第66页;等等。
为下一步规范区域协同立法权行使，还有必要结合上述宪法规范条款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的性质与定位。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立法实践的证实，如云贵川三省协同立法保护赤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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